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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泰康美术馆看《风中写生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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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泰康美术馆看《风中写生》，有一台放在过道里的老索尼电视，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
屏幕里，阚萱正在地铁通道里穿过人群，一边跑，一边喊自己的名字：“阚萱！”然后自己应一声：“哎！”周围的人有时会回头看她，但大部分仍然继续往前走。
我是北京孩子，一眼就认出了二号线换乘的那段走廊。尤其是地上那一道道防滑的坎，太熟悉了。平时不会特意记住的细节，隔着老电视的屏幕再看见，反而觉得特别亲切。
电视就放在一楼通向二楼的过道。影像里的人在穿过通道，来看展的人也正从一个通道里经过。我很喜欢这个安排，自己正在走的地方，突然和作品里的空间接上了。老电视的画面质感，也和那段九十年代的影像很合适。
这样的心思，在展览里能碰到好几次。高文谦的《二十四小时》旁，有老式电视、花瓶和铺着布的台面。那些布置和画面的质感放在一起，很容易让人想到八九十年代家里的样子。那个年代的感觉，连同电视在日常生活里占据的位置，都跟着回来了。
展厅上方还有一副很大的骨架。我当时看着像恐龙，甚至没分清它是布景还是作品。它穿过展厅，人从下面走过时，很难把它和周围的空间分开来看。作品怎么摆、人怎么经过，在这里都经过了仔细的安排。
这些安排让我很愿意继续看。即使一时还说不清作品是什么意思，也已经有了感觉，可以带着这个感觉慢慢往下想。
宋冬的《抚摸父亲三部曲》，我更留意的是父亲的反应。宋冬把自己手的影像投到父亲身上，用这样的方式抚摸他。父亲起初有些拘谨，在我看来甚至带着一点抗拒。随着这个过程继续，他又慢慢接受了这种有些特别的亲近。
这个变化很有意思。我们容易留意儿子怎样表达感情，父亲怎样接受，同样值得看。他要适应儿子的做法，也要适应自己成为被亲近的那个人。画面里的动作很少，父亲却经历了一个从不太情愿到愿意配合的过程。看着他，会觉得亲人之间那些不容易说清楚的别扭，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慢慢松动。
厉槟源的《最后一封信》也和父亲有关，处理的方式很特别。父亲生前在东莞打工，曾为了找工作学习粤语。多年后，艺术家回到父亲工作过的城市，把父亲最后一封家书分成三十六段，请三十六位保安分别教他用粤语读，最后再由自己完整地念出来。
我觉得感人的地方，就在这个一点一点学的过程里。一个儿子在跟陌生人学怎么读父亲留下的话，同时也在接近父亲当年生活过的环境。信里写下来的事情还在，父亲学过的语言也还在，但要重新了解他，已经只能从这些地方慢慢找了。
他的另一件作品《自由耕种》，乍看就很费解：一个人反复跃起、扑进泥水里，把自己弄得满身都是泥，旁边还有人在围观。我最初觉得这个动作很笨拙，做起来也实在费劲。知道那块地与他继承父亲的责任田有关，再看这段影像，就会多想一点。他和故乡、父亲之间的关系，最后落到了一块具体的土地上，要用自己的身体重新去接触它。
几件作品都和父亲有关，留给人看的却是不同的过程：接受一次亲近，重新学着读一封信，回到一块土地上。它们没有急着把情绪推到最满，很多感受是在看着这些动作反复发生时，才慢慢有的。
赵梦的《黑精灵》把家庭记忆放进了三维动画和游戏构成的空间。作品中的医院、孩子和出生场景，本身就带着“赛博妇产科”的意味。那个数字男孩与艺术家夭折的二哥有关，旧照片里的形象被重新建立起来，在虚拟环境中获得了另一种呈现。
陶辉的《德黑兰的黄昏》里，一位年轻的伊朗女性穿着婚纱，坐在汽车后座，和司机谈自己的生活。她抽烟，直接说起感情里的不满。婚纱的薄纱下露着额前的头发，和我通常印象中的伊朗女性形象很不一样，带着一点不肯配合传统期待的态度。
她说的话，来自梅艳芳告别演唱会上的独白。梅艳芳在最后的演唱会上也穿着婚纱：一个人在舞台上面对歌迷，一个人在德黑兰的车里说话。婚纱通常让人想到一段新生活的开始，放在这两个场景里，却带着对已经走过的人生的回望。
想到梅艳芳当时已经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那些关于爱情和等待的话，就更让人在意。一个人可以在事业上走得很远，也仍然惦记着未曾拥有的另一种生活。已有的成就和未完成的愿望，并不会彼此抵消。再听车里的女人说这些话，会觉得她谈的是自己希望怎样度过这一生，以及别人为她设想的人生，和她真正想要的生活之间，还有多少距离。
看了这些作品，我又想起展览开场的《资本论》和《国富论》。当时看到这两本书，觉得这个开头很大，后面的作品却常常落到很小的事情上：父亲写回家的一封信，一个人在地铁里喊自己的名字，一个女人在车里谈自己的生活。
这些事情背后，又都有更大的生活背景。父亲为什么离乡打工，为什么要学一种新的语言；一个人在城市里怎样生活，和故乡还剩下什么联系。展览里的个人感情，往往就发生在这些很具体的条件里。
张大力的《拆·紫禁城》也让我想到类似的问题。近处是被拆开的墙，远处是保存下来的历史建筑。同一座城市里，有些东西会一直被人参观，有些人生活过的地方却很快变了样。看着那道轮廓，会想知道这里原来是什么，曾经住过什么人，他们后来去了哪里。
角落里，李燎的霓虹灯写着“艺术是真空”。看到这里，我觉得可以松一点。看展时，常会下意识地觉得自己应该很认真，最好还能理解每件作品；这句话让我暂时放下了那种紧绷。前面关于家庭、失去和生活的表达仍然很严肃，观看它们的人也可以保持轻松。这种感觉让我很舒服。
不过，这次最喜欢的作品之一，还是阿巴斯的《带我回家》。黑白画面里，一个足球顺着台阶往下滚，穿过街巷、拱门和建筑之间的空隙。它一下一下地跳，落地的声音很有节奏。有几次运动显得很特别，我甚至怀疑那个球是不是后期做进去的。
开始看的时候，我也想到时间和重力。水往低处流，球也总会顺着台阶往下走。但看了一会儿，我更想知道它下一次会弹到哪里，会从哪个转角消失。建筑的明暗、台阶的高低，都因为这个球变得值得留意。
现场还准备了足球图案的坐垫。这个安排很贴心，让人可以坐下来，花一点时间看这么一件简单的事。影片有很多可以去想的地方，光是跟着那个球看下去，也已经很好看了。
临近结束，看到闫冰的《分土豆 No.3》。画里有完整的土豆，也有切开的块，形状都不太规则。我当时就觉得，土豆是一个特别普通、特别养活人的东西。如果在厨房里看到，大概很快就拿去做饭了；放在画里，才会留意每一块的形状和切面。
我还想到，带着芽眼的土豆块可以重新种下去。一个土豆被分开，也可能继续长出新的土豆。这个联想让我觉得，展览在这里回到了一件很朴素的事情上：人要吃饭，东西还会生长，日子也要接着过。
后来知道策展人辛云鹏本身也是艺术家，主要做装置和影像，我对这次布展又多了一点理解。他似乎很在意一件作品会怎样被看到：人从哪里走过，屏幕放在什么位置，什么时候可以坐下来，周围的环境又会怎样进入观看。
阚萱的影像放在过道里，足球前面摆着可以坐下来的垫子，骨架从观众头顶穿过。这些安排都很具体。作品里的运动、声音和空间，延续到了看展的人身边。展览也因此有了不同的节奏，有的地方让人边走边看，有的地方又让人愿意停很久。我觉得，这和辛云鹏自己做影像、装置的经验是有关系的。他关心作品的内容，也关心人面对它时的实际感受。
这也是我喜欢这个展览整体风格的原因。里面有许多沉重的事情，观看的过程却留着轻松和好奇。严肃的表达不必让人一直绷着，也不必要求每个人立即说出一个理解。我说它“有艺术感，但不压抑”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出馆以后，有些作品仍然没想明白，但在里面愿意多待一会儿的感觉很明确。
参考资料
引用本文
無擷（2026）。《在泰康美术馆看《风中写生》》（v0.1）。無擷。